吴晗论历史剧：为何非打杨家将孤儿寡母的主意不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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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懂戏，也不常看戏，但对历史剧却有浓厚的兴趣。
原因是正确的历史剧可以普及历史知识，是进行历史主义、爱国主义教育最有效的工具。
解放以前，我们国家的广大人民没有普遍受到学校教育的机会，百分之八九十的人们是不识字的。但是，尽管没有读过历史书，他们却有了一些历史知识，知道有战国、三国、唐、宋等朝代和刘备、曹操、关羽、张飞、岳飞、包公等等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特别是诸葛亮，“三个臭皮匠，抵过诸葛亮”，在人民中间的威信很高。解放军在连队里开诸葛亮会，大家出主意。农村公社里的老社员组成黄忠班，表示不服老，要和青年人竞赛。包公的声名则更是妇孺皆知，这是因为广大人民长期受封建官僚的压迫，侮辱，以至破家荡产，丧失生命，渴望有一个清官能够替他们申冤平反，过较好的日子的缘故。海瑞在我国东南地区有南包公之称，也是这个道理。
马连良之《海瑞罢官》
旧历史剧在过去的时代里，是起了它应有的作用的。不过，也有它的缺点，那就是剧作者是根据他所处时代的思想意识来处理历史事件和资料的。每一个历史剧都有它的创作意图和时代背景，或者以古喻今，以古讽今，指桑骂槐，或者是强调某一方面的教育意义，或者有其他意图等等，总不免夹杂一些糟粕，甚至对历史真实面貌有所歪曲。前者例如宗教迷信的宣传，后者例如对王昭君、曹操的评价等等。我们虽然不能以今天的标准去要求过去时代的旧历史剧，指出这一点却是必要的。
应该肯定，旧历史剧中确实有些好戏，如《空城计》《群英会》《杨家将》等等，经过几百年的考验，到今天还为广大人民所喜爱，它的教育作用也还是有现实意义的。
也还需说清楚，旧时代把某些故事剧也算在历史剧范围里，这种影响直到现在还未消除，例如两年前我曾翻阅几本厚的历史剧目，发现其中有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故事剧，无论如何是不能算作历史剧的，这是一个可以商讨的问题。
例如杨家将，杨业、杨延昭、杨文广三代都领兵和北方的辽国作战，保卫边疆，英勇善战，有功于国家，有功于人民。在过去长期受外来侵略，广大人民多灾多难，闻鼙鼓而思良将，杨家将这个戏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是有它的社会基础的。杨家将的人物是真实的，保卫边疆的斗争是有根据的，这个戏是历史剧。虽然其中夹杂了潘杨两家的矛盾，把宋初名将潘美的形象歪曲了，不符合历史真实，但陈家谷之战，失败的主因是监军王恍、刘文裕力主进战，王优争功，擅离陈家谷，主将潘美不能阻止，遂致杨业全军覆没。因此潘美对杨业的败死是负有责任的，把账算在他身上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筱翠花、郑醒民之《四郎探母》
由于杨家将的形象深入人心，从这个戏派生出了一系列的杨家的戏，例如《辕门斩子》《四郎探母》《杨门女将》《十二寡妇征西》《杨门少将》《杨排风》《佘赛花》《百岁挂帅》《穆桂英挂帅》《破洪州》《杨文广征辽》等等一大堆，从人物论，佘太君、穆桂英和杨门一群寡妇都是虚构的。从史实说，征西也罢，征辽也罢，破洪州也罢，挂帅也罢，也都是出于剧作家的主观愿望，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是那个历史时代所不可能发生的。尽管其中有些戏确是好戏，但不可以给它戴上历史剧的帽子。
同样，薛家将的戏也有类似情况，薛仁贵是实有其人的，是唐太宗、高宗时的名将，曾和高丽、吐蕃打过仗，立下战功。他的子孙也有人当过将军。但如《薛刚反唐》《徐策跑城》这类戏便一点历史影子也没有了，不能算作历史剧。
至于包公戏，这个人的斗争性是很强的，剧作家有权对某些人物加以虚构，不过，像《打龙袍》《秦香莲》这类戏，皇太后和公主跑到开封府吵吵闹闹，戏剧性确是加强了，历史性却说不上有一点点。
以上是我对旧历史剧的一些看法。要郑重声明的是：第一，我不赞成其中有些戏算是历史剧；第二，我还认为其中有些戏是好戏；第三，假如有人一定要把《杨门女将》之类的戏当作历史剧，这是他们的自由，不过，就我个人来说，我还要说不是；第四，旧历史剧是过去时代剧作家的创造，经过长期考验，虽然其中有些缺点，我却不主张改，假使一定要改，也只能个别地方改，改其不太合理和文字不顺的地方，千万不要大改，以至乱改；第五，旧历史剧反映了旧时代剧作家的一些看法，作为历史剧的发展过程来看，是有它的时代意义的。但是，我们这个时代却不应该跟着旧时代的剧作家脚迹走，因为道理很明白，时代不同了！
我要谈的主要是新历史剧的问题。
从最近“杨家将”这一系统的戏一个接一个演出以来，我感到有些迷惑。我国的历史这么长，内容这么丰富多彩，有成百成千的历史人物和事件可以搬上舞台，为什么不选取其中有教育意义的、戏剧性较强的编为历史剧，而非打杨家将的孤儿寡母的主意不可呢？这样做，有什么必要呢？随便举一个例，《破洪州》这个戏，我虽没有看过，不过洪州这个地方我倒是知道的，就是现在江西南昌。杨家和辽国作战，怎么会打到南昌，这样连祖国地理也搞不清，对观众又有什么好处呢？
张君秋之《秦香莲》
在我看来，不妨两条腿走路。一条是继续上演经过考验的好的旧历史剧，一条是集中力量编出新的正确的历史剧。旧有的“杨家将”这一类的戏当然可以上演，但杨家将孤儿寡母这条道路却不必再走了。新历史剧的道路是无限宽阔的。
要创作新历史剧，我想，应该注意几点：
第一，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工作者应该充分和戏剧家合作，提供戏剧家以新的题材，在我国无限丰富、生动、悠久的历史中，选取其中某些有现实意义的题材，例如我们祖先的智慧、勇敢、勤劳，坚强不屈，雄心大志，勤俭奋斗，创造发明，忠实勤恳，保家卫国，自力更生，调查研究，明辨是非，同甘共苦，等等美德，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要求有可靠的真实的史料，又要有戏剧性，每一个故事都写成提纲，附以参考书目，送给戏剧家写作时参考。戏剧家再选取其中一些题材创作成剧本，历史学家要帮助讨论修改，在排演过程中也是如此。这样，把历史和戏剧两个家打通了，一定可以出现很多新的好的历史剧，繁荣了创作，普及了历史知识，也有效地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这个工作我们已经在尝试着做了，也希望其他兄弟省市的历史学家和历史研究工作者们能够这样做。
第二，必须明确历史和历史剧既有联系也有区别这一原则。所谓有联系，指的是既然是历史剧，必然要受历史真实性的约束，在时代背景、主要人物和事件等方面，不能凭空捏造，或者以今时今地的思想意识去强加于古人，让古人穿戴古代衣冠，却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的思想感情。相反，新的历史剧在主要方面，亦即人物、事件、时代背景方面，必须基本上符合于历史真实，从这方面说，历史剧是和历史有联系的，是不可以不受历史真实性的约束的。违反了这一点，即使文艺价值极高，戏剧性很强，叫什么剧都可以，却不大好称为历史剧。
谭富英之《碰碑》
同时，历史剧既不是历史教科书，更不是历史论文，它除了受历史真实性的约束以外，主要的还是戏。是戏就得按戏的办法写，要有矛盾、有冲突、有情节，要收到艺术效果，还必须有所突出，集中，夸张，因之也就不能不有所虚构，使之更丰富、生动，更美，更动人。戏剧家完全有权利这样做。要充分运用革命的现实主义和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精神，创造出新的历史剧。但是，也还有一条限制，那就是尽管容许而且必须有所虚构，却只能、必须限于这个人物、事件所处的时代所可能发生的，也就是必须具有时代的特征，或者说是时代的约束。超出了这个范围，无论是以今人的思想意识或者物质生活虚构于古人，或著以明清时代的情况虚构于唐宋，同样是违反了历史真实性，是非历史主义的。
片面强调联系约束的一面，把历史剧写成历史教材，那就不叫戏。反过来，片面强调区别的一面，如有些人所说的那样，文艺的真实性不同于历史的真实性，剧作家可以无须凭借历史记载，只凭马列主义理论和自己的生活体验，就可以写出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历史剧来，这也是一种天真的缺乏严肃态度的说法。在我看来，有人一定要这样写，当然无从反对，只是，这种戏和历史实际一点关系也没有，可以叫什么什么戏，却不能称为历史剧。也要提醒这些先生们一下，历史是不许可捏造的，是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愿望虚构的。
第三，对历史记载的看法也必须澄清。有的人认为所有历史记载都是封建史家写的，记的只是帝王将相的事迹。由于他们的阶级立场，对农民、人民的活动就不能不有所歪曲，隐蔽，以至污蔑，这个提法是正确的。问题是如何来对待现存的史料。他们从这个前提得出结论，认为过去的历史记载全都是不可信的，因而不能凭借。这样一来，就把我国无比丰富生动的历史资料一棍子打死了。这是一种对自己国家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是不科学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当然，过去时代的历史家所写的记载都带上他们阶级的烙印，不这样写是不可想象的。当然，他们所最感兴趣的是帝王将相的活动。当然，他们仇恨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看不起农民、工人。这些都是由他们的阶级本质决定的。当然，他们的记载，其中有许多是不可信的，有歪曲，有隐蔽，有污蔑，甚至还有捏造呢。问题是用什么态度去对待这些历史记载，是全盘否定？还是全盘接受？或是批判地继承？
杜近芳之《谢瑶环》
无须多说，不管是全盘否定也罢，全盘接受也罢，都是不正确的、错误的和非马列主义的。只有老老实实学习毛主席的思想，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立场、方法，批判地继承，去粗存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把死史料运用为活史料，密切结合当前需要，使浩如烟海的无比丰富的史料中某些优良部分，充分发挥其作用，古为今用，为今天的建设社会主义服务，才是唯一正确的可行的办法。
最后，也还要说一下，对旧历史我一点反对的意思也没有，只是不同意把某些旧剧强名为历史剧。其次，我认为对新历史剧的创作必须要有较高的标准——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准，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无比幸福的时代。
1961年5月15日
（《文学评论》196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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